1936年12月12日，张学良与杨虎城于临潼发动“兵谏”，扣押蒋介石，旨在挽救民族危亡，迫其放弃“攘外必先安内”政策，停止内战，全力抗日。

西安事变震惊中外，其影响深远且广为人知，几乎成为了无人不晓的历史事件。

然而，在这场风波期间及前后，张学良对陕北红军在物资与财政上的援助，却很少有人知晓。

中共抵达陕北后，从张学良处获取了大量援助，包括1100万发弹药及超过100万元的资金支持，这些物资对中共的抗日斗争起到了重要作用。

抵达陕北后，面临着重重困境，环境艰苦，资源匮乏，但信念坚定，决心克服一切艰难险阻，在这片土地上扎根，开创革命的新局面。

1935年10月，陕甘支队在中共中央的带领下抵达陕北，标志着历经艰难困苦的长征之旅圆满结束。

尽管不再每日奔波劳碌，但生活困境依旧紧随，红军面临的物资匮乏问题愈发严重。

从日常生活必需品到高端军事装备，所有领域都遭遇了资金短缺的困境，无一能够幸免于拮据的现状。

这一局势并非夸大其词，1934年与1936年红军供给标准的变化已透露出明显迹象，足以证明此点。

1936年的标准大幅缩减，几乎降至1934年的一半，更有甚者，减少到三分之一乃至十分之一的水平。

部分项目直接被取消或并入其他类别，例如教育费和零花费用等，不再单独列支。

1936年的同类目相较于1934年显得更为简略粗犷，缺乏了往日的精细布局，细致入微的安排已难以觅得。

相反，抚恤金和技术人员津贴等福利项目却得到了精细管理，这显然是为了稳定军心、吸引并留住人才而采取的必要措施。

陕北红军物资匮乏的缘由纷繁复杂，着实令人无奈。

红军长征后，在陕甘川康等经济落后、资源贫瘠的地区扎根，这些地区难以支撑数万军队的充足供给。

再者，国民党不仅在军事上实施封锁，更在经济上步步紧逼，彻底切断所有外援，令红军陷入孤立无援、困兽之斗的境地。

此外，供需间存在的巨大差距，进一步加剧了当前的困境，使之变得更加严峻。

陕甘苏区人口约40万，红二、四方面军抵达前，中央红军与红一方面军合计约3万人，供需比例勉强保持在13人供养1名红军战士的水平。

随着红二、四方面军的加入，人数大幅增加，供需比迅速缩小至5∶1，这一巨大差距，使得红军面临的物资困境愈发严峻。

面对困境，苏区供给潜力已近枯竭，数月筹款未果，连最基本器材用品的筹备也陷入困境，难以达成。

无奈的是，由于纸张短缺，印制所需纸票的工作竟无法按时完成，导致赶印也变得不切实际。

针对此困境，中共中央迅速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，力求化解难题，确保局势稳定发展。

红一方面军稳驻陕甘后，中央频发电文训令，要求缩减开支、厉行节约，并全力筹粮筹款，连“某地百余石粮食的土豪”情况也需上报毛主席、周恩来统筹。

为解决根据地资源匮乏、后勤补给难的问题，红军同时发起了东征和西征，旨在扩大生存区域，以获取更多物资，保障部队需求。

红军东征时，中共中央明白，突破国民党重重包围，仅凭刀枪与决心远远不够，还需依靠高明的战略智慧。

因此，将联络周边拥有实力的国民党地方势力纳入计划之中，成为接下来工作的重点。

然而，在联络工作的初期，中央并未抱持期望，认为那些军阀会主动且乐意地提供帮助。

毕竟，在利益至上的现实中，一味直接寻求援助显得过于天真。

因此，中共创新策略，采取更可行的“经济通商”曲线方案，旨在互惠互利，突破国军经济封锁，解决红军供给的迫切问题。

此方案的高明，并非因其深奥，而在于其实用性。它注重实际情况，以务实为核心，这便是其精髓所在。

谋求长久之利胜于求一时之援，“通商”实为局部利益的不断交换，同时也促进了双方防线的缓和与改善。

在此背景下，中国共产党与张学良率领的东北军开始逐步建立联系，双方接洽日益频繁。

提供了弹药援助，总量达1100万发，旨在增强受援方的防御与反击能力，确保其在关键时刻拥有充足的火力支持，以应对各种安全挑战。

1936年，一名曾被红军释放的东北军团长，出乎意料地扮演起中共与东北军之间沟通桥梁的角色，促进了双方的联络。

1月16日，高福源携张学良赠送的罐头、水果等返回瓦窑堡，传达了东北军欲与红军进行会面的意愿。

19日，李克农火速赶到洛川，随即与东北军高层领导王以哲进行了会面。

1月20日，基于张学良的实力评估及对苏援的期盼，毛主席电告李克农，红军愿与东北军共赴国难，并暗示若张学良有意反蒋，红军将助其在西北立足，乃至收复失地。

毛主席对“军饷、械弹”的承诺，显然建立在他对苏联能提供援助的坚定信念之上。

张学良深受这一建议的影响，其思想层面的变化不容忽视。

他重视的不仅是苏联提供的物质支持，更在于中共作为连接苏联的重要纽带所发挥的关键作用。

苏联是张学良进行抗日斗争的重要战略支撑。它作为后盾，为张学良提供了必要的支持与保障，确保了抗日行动的顺利进行。

20日晚，张学良赴洛川与李克农会晤，赞同其“休战”及“经济通商”提议，双方商定保持防线不变，并重启经济交流。

会议结束后，张学良大方捐赠1万元给中共，此举无疑为双方的进一步合作铺设了道路，开启了新的合作契机。

张学良急于停战，原因无非有二。

他因国仇家恨深感内战之无谓，故而渴望举国上下能团结一心，共同致力于抵抗外敌入侵，以抗日为首要任务。

其二，蒋介石的“围剿”计划旨在削弱红军的同时，也悄然对东北军施加了压力，形成了无声的打压之势。

张学良深刻意识到这一点后，更加坚定了与红军携手合作的信念。

1936年2月初，高福源致电彭德怀，称张学良定于15日从南京回西安，并表达了希望李克农能前往洛川再次进行会谈的意愿。

2月10日，周恩来命令李克农赴洛川，旨在推动“局部抗日合作”并促进“经济交流”，要求务必达成协议。

显然，双方达成“停战”共识后，中共当务之急是开辟经济要道，以应对红军日益紧迫的物资短缺问题。

2月25日晚，李克农与钱之光顶风冒雪到达洛川，发现张学良未到。于是，李克农与王以哲继续上月谈判，并于28日迅速达成口头协议。

东北军可在甘泉、肤施城周边20里范围内采购粮食，但必须卸下武器，且不得对苏区民众采取强买强卖等不当行为。

同时，苏区民众可前往白区购买日常所需，东北军驻地应提供便利。为防外界发现，驻鄜县东北军将进行形式检查，确保双方互不干扰。

3月4日，张学良亲赴洛川，与李克农进行了会谈。

经过长达次日凌晨的会谈，尽管过程中存在争论，但双方在坦诚的交流中最终达成了共识。

李克农根据瓦窑堡会议精神，解答了张学良的疑问，通报了红军东征成果，并重申了对军用地图的需求。

张学良对此表示乐意接受，并提出期望，希望能由毛主席或周恩来亲自出面，以持续推进双方的谈判进程。

3月16日，李克农抵达石楼，随即向毛主席进行了情况汇报。

中共中央鉴于张学良展现出的真诚抗日意愿，决定派遣周恩来为全权代表，前往肤施进行进一步的谈判。

当日，毛主席与彭德怀致电王以哲，传达了该决定，并对张学良赠书的善举表达谢意。

截至1936年4月，经过协商，双方已初步形成了合作共识，并达成了相应的合作协议。

协议聚焦于停战基础上的“经济通商”，该内容成为核心，既为中共提供了必要物资，又加深了对东北军的信赖。

实际上，张学良部在困境中也期望通商互助。于是，他开始秘密援助红军，尽管援助有限且附带条件，但这为双方后续的合作奠定了重要基础。

1936年4月9日夜晚，周恩来与张学良在洛川的会面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瞬间，这一时刻在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。

这场交谈，预示着后续抗日战争的局势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
张学良热切期盼苏联援助，在联合苏联抗击日本的紧要关头，他迫切希望苏联能伸出援手，给予关键支持。

张学良对苏联支援中国抗战的真诚度心存疑虑，周恩来则以坚定明确的答复，为他打消了顾虑，如同注入了一针强心剂。

基于双方经济通商协议，周恩来坦诚表示，中共和红军物资匮乏，亟需张学良协助购置无线电设备及医疗等必需物资。

张学良爽快答应，红军自购普通物资于所设商铺，而无线电与药品则由他亲力亲为，更慷慨表示愿提供弹药援助。

此时，吕伟绩作为第一二九师副官处长透露，张学良与周恩来在肤施有秘约，内容为为红军补给弹药1100万发。

这批弹药由东北军第一二九师、第一○八师及骑兵军军长何柱国负责秘密补给，整个过程保持高度保密。

尽管吕未出席会谈，但他的言论并非空穴来风，均有其依据。

张学良大方表示，已将东北军的军用物资调入陕西，足够红军使用两三年，并愿意为此负起全部责任。

他不仅如此，还向周恩来坦诚表示，自己拥有一笔可观的私人财产，并愿意将其投入抗日事业，充作军队的经费。

4月10日凌晨四点，在告别之际，张学良赠予周恩来一份特别的礼物——《申报》60周年纪念版，内含中国首部精确等高投影设色地图，按经纬度绘制，意义非凡。

此外，他毫不吝啬，以个人身份立即捐赠了2万大洋，展现出其慷慨大度的品质。

张政枋，张学良部粮秣处长，证实有过相关支出。另有传闻张学良捐赠了5万大洋，虽未经证实，却彰显了他对中共红军的慷慨援助。

在随后的年月里，张学良持续不断地向红军提供援助，从未有过间断。

张政枋等人秘密运送的物资，一直持续到1936年12月9日，即西安事变前夕才结束。

西安事变发生后，各方力量纷纷表态，其中不乏公开提供援助者，他们以实际行动表明立场，力图推动事态向和平解决的方向发展。

张学良的慷慨捐助并非出于冲动，而是源于其深植的思想理念及所处的特殊环境，这两者紧密相连，共同促成了他的行为。

他秉持与中共相同的抗日理念，这份执念深植于他内心的国恨家仇之中，成为他坚定不移的信念。

九一八事变后，国土失守，张学良的抗日热情愈发高涨，这让他与中共在维护民族利益的问题上产生了深刻共鸣。

抗日，这份责任他始终铭记于心，无法割舍。无论境遇如何，他都坚定地视其为己任，不容有丝毫懈怠。

再者，张学良深刻理解苏联对中国抗战的重要性，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作为与苏联紧密联系的桥梁，具有不可或缺的战略地位。

他认为，要取得抗战胜利，除内部团结外，还需大规模外援，尤其是苏联的军事物资支持，至关重要。

所以，援助中共，既解其当务之急，又为未来奠定基础，旨在通过中共，与苏联构建持久合作关系。

得知南京政府经董健吾等人与中共联系后，张学良更坚信，联共抗日乃时代大势，非权宜之策，而是长远之计。

张学良接济中共，既同情红军暂困，又经战略深思。此非单纯示好，而是长远规划下的切实行动。

他后续持续输送物资，并非为讨好中共，而是源于他始终坚守着联共抗日的坚定信念，从未有过动摇。

西安事变后，张学良不再隐瞒，转而公开对红军进行接济。

1936年12月12日，西安事变震撼中外，标志着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。

中共为协同东北军及第十七路军，即刻调遣红十五军团南进，与之会师。

12月15日，即三天之后，张学良指派粮秣处长张政枋与秘书孙东垣（中共党员）前往渭北耀县及富平县，对红军进行慰问。

张、孙二人携30筒白金龙铁筒香烟、20箱牛肉罐头及25箱饼干，以此公开表示东北军对红军的支持。

尽管这些物资更多具有象征意义，但其重要性显著，标志着红军十余年来首次公开接纳国民党军援助，预示着国共合作将开启新篇章。

12月16日，张政枋向张学良详细汇报了此次慰问活动的具体情况，包括慰问对象的反馈及整体进展。

张学良了解红军缺棉衣粗粮且医疗匮乏后，即刻决定从东北军中调配旧棉衣、粮食及药品支援，先送一批以应急需，帮助红军渡过难关。

张政枋接令后立即联络各方，借助张学良卫队团的力量，迅速将所需物资安全转交至红军手中。

与此同时，张学良指令军需部门迅速生产3万套棉衣，并设定严格期限，以确保这些棉衣能够及时送达红军手中。

此任务由西安工务科中校科长杨佩珩担当，他利用民办工厂，克服重重困难，成功督办棉衣制作，并按时通过红军西安办事处完成接收。

12月17日，事态达高潮。周恩来、李克农、罗瑞卿、张子华等受邀前往肤施机场，张学良派专机，并由刘鼎携红军所需弹药，在机场迎接他们。

这一幕标志着红军与东北军合作公开，并为抗日统一战线的初步构建奠定了坚实基础。

张学良的系列行动表明，在国共合作的重要关头，他不仅具备深远的洞察力，更付诸了切实的努力。

他不仅倡导抗日，更在实际行动中成为了推动者，身份已从单纯的提倡者转变为兼具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推动者。

西安事变前后，张学良对红军提供了援助。刘中刚与李新丽指出，张学良在此期间的资助对红军具有重要意义。